霍勇教授

　　“介入治疗的发展，也是我成长的一个历程。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在成长的同时，伴随着中国心血管学科的发展。到今天，我们能够站在中国的心血管学科的制高点上，应当思考在我们自己发展的同时，我们有哪些经验可以吸取，有哪些教训要警戒，对以后30年的发展有哪些启示。”

　　第一例冠心病的PTCA治疗在中国被认可是在1984年，由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完成；第二阶段在1993年，阜外医院包括北大医院，都进行了裸金属支架的置入，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后来发展的药物洗脱支架，第一例在阜外医院完成。尽管我们觉得第一例值得纪念，但这些都是外国医生发明的技术，我们仅仅是学习而已。在技术创新方面，我们的差距还是巨大的。我们今天应当在看到发展的同时，也要深刻认识到我们的不足。

　　冠心病的介入治疗离不开技术的发展，这里面既有器械的改进，各种新技术的融入，当然也包括经验不断积累，当然最重要通过很多研究，形成一些证据来指导，推动我们的临床实践。此外，我们如何规范使用这个技术，你接诊每一例患者的时候，这个患者该不该做，该怎么做，使这个患者怎么能够最大获益，这才是我们要考虑的。

　　介入治疗的发展，是一种精神的发展、理念的发展。在从事冠心病介入治疗过程中，医生有一个共同的宗旨，就是坚信这种治疗能帮助患者的心情，也有对新技术的执着追求，更重要的是奉献精神。

　　高润霖院士

　　”要挽救一个生命，的确付出很大的代价，我觉得就是追求一个事业，因为医生是一个职业，职业有职业道德，我们医生就是为患者服务，就尽自己最大努力为患者做好服务，至于付出，我觉得是应该的。我想我们作为介入心脏病学的医生，一定要对这个新技术有很清楚的了解，要非常认真地操作，只有达到完美的即刻效果，才能取得比较好的远期效果。“

　　球囊扩张技术开拓了我国冠心病介入治疗新的纪元，但球囊扩张容易发生再狭窄；后来发展成裸金属支架，避免了血管的急性闭塞，但是再狭窄的概率还有30%左右；第三个阶段是药物洗脱支架，减少再狭窄的发生，但第一代药物洗脱支架易出现晚发血栓；第四个里程碑式的发展是国产药物支架的兴起，对我们国家冠心病介入治疗起了一定推动作用；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是国家层面上对介入治疗质量的管理，对我国快速发展的介入治疗质量起了很大的保证作用。

　　早期介入治疗开展非常艰难，1987年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才做了不到10例。主要问题是患者不接受，另外能够掌握这项技术的医生当时也很少，后来有从国外进修回来的医生才带着国内的医生慢慢普及。

　　药物治疗对介入治疗是非常重要的，介入治疗是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抗血小板治疗和抗凝治疗对介入来讲是非常必要的，氯吡格雷的出现对介入治疗医生是最大的帮助，阿司匹林加氯吡格雷，成为支架置入术以后标准的双重抗血小板治疗，应该说对介入治疗的发展在药物学上做了非常大的贡献。

　　葛均波院士

　　”任何一个职业都会有优缺点，选择这个职业，就要奉献。改革开放这三十几年，这个行业的发展跟国家的发展同呼吸，在我们要求社会理解我们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应该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应该考虑到，在目前医学水平情况之下，我怎么能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怎么要让他活的更幸福。所以对年轻医生，我要跟他们讲，其实介入的真谛不光是把支架放好就是介入，应该考虑给患者带来的好处有多少，值不值得。“

　　上世纪70年代，瑞士苏黎世做了第一例PTCA，即经皮冠状动脉腔内血管成形术，后来这个技术传到美国，1984年传到中国。当时我们在国外的专家帮助下做了第一例PCI。自此，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个技术可造福于缺血性心脏病患者，后来药物支架的出现，中国的一批专家如高润霖院士、朱国英教授从国外留学回国以后，把这个技术带到国内来，国内自己开展这个技术，这是一个里程碑。第二个里程碑是冠状动脉介入论坛，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介入的发展。

　　此外，药物治疗也推进了介入治疗发展，如果没有抗血小板药物，绝对不会有介入治疗的今天。我有幸见证了这个介入技术跟器械的发展。原来多年不能治疗的病，现在有方法可以治疗。作为医生其实我们最高兴看到的，就是解除患者病痛，让患者能够过正常人的生活。

　　王建安教授

　　”早期在做PCI过程中，对我自身是一个挑战，在这个挑战过程当中，使我更加认识医学的人生，使我更加产生一种尊重患者，如何去抢救生命的感觉，甚至使得我在做事的很多方面变得更加坚定，很多问题能快速去解决，坚定了人生的很多信念。所以我觉得PCI不仅仅是挽救了很多患者的生命，甚至给我本人也带来了一股促进我人生发展的动力。“

　　浙江省的冠状动脉介入启动应在1989年，在浙江大学附属二院、附属一院相继开展了PCI。到1994年左右开始支架置入，从2005年左右开始逐步高速快速发展。浙江省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桡动脉领域的推动，98%~99%的介入基本上都是桡动脉介入，而且规范化、标准化方面做得较好，最近的PCI优化和疑难病例在葛均波院士的带领下，也进步非常快。

　　技术提高的同时，最重要的是，介入医生的整体素质需要提高，完成从治病到治人的转变。我们要进行全身的评估，对患者来讲，这个病变在他全身的状态当中，处于什么地位，是否需要处理，也就是说，介入发展要进一步减少稳定患者的介入量，而要提升那些危重患者的介入量。

　　中国的介入心血管介入事业，总体上是健康发展的事业。可能会有些波折，但总的来讲，需要进一步规范，加强管理，进行引导，绝对不能抹杀这么多年来治疗广大患者所立下的丰功伟绩。

　　李占全教授

　　”做介入医生一定要有一种奉献精神，就是不怕苦不怕累。特别是早期，那时候，支架还不是很普及，白天做完介入之后，晚上电话一响，就要回导管室，再进行二次处理。最早期的支架，需要很多的技术和技巧，要经过很多的磨难，和思想上的那种超负荷的那种压力，当然这个过程给你带来了很多，患者康复以后哪怕给你个微笑，你都会感觉非常好。“

　　上世纪90年代，辽宁省人民医院一年才做了13例介入治疗，现在每年可做两千多例。后来，原卫生部《介入管理治疗规范》出台，这个过程中，除了专家的努力、国家政策国家经济的发展以至卫生行政部门的管理，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螺旋性的向上的。介入发展在中国的几十年，从普通球囊的扩张，到裸金属支架，再到药物支架，现在到可降解药物支架，以至将来有可能会药物球囊，需要医生对这个疾病有更深刻的认识之后，才能传达给广大患者。

　　当技术非常熟练的时候，就要关注更高层次的一些东西。首先，要有大量临床循证证据和观念引入，使这项技术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来发展；其次，在关注技术的同时，要对患者有全面的认识，药物治疗、心理关怀和康复指导都应该和介入治疗紧密联系，而不是单纯围绕技术的发展。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应该从更全面、更高的角度来理解介入治疗。

　　吕树铮教授

　　”你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当你已经被它深深吸引的时候，你可能就不太在意自己的生命了。所以说做放射介入的人，肯定是事业心强于对自己生命的关心，就是那种荣耀感，或者是解救患者的病痛的那种感觉，被人需要的那种感觉，可能多于对自己身体损害的感觉。“

　　1991年4月24号，安贞医院完成了第一例没有外国人指导、完全靠中国人自己做的PTCA，这应该真正算是国人自己做的首例；同样是1991年，国内第一例经桡动脉冠状动脉介入完成；1992年1月，中国完成第一例急性心肌梗死的急诊介入；1994年，中国开展第一例左主干支架。

　　1995年开始，我到各个省级医院去做技术交流，中国PCI从原来只有4位医生会做，发展到现在最少有两三千人，从当初的只有4家医院发展到现在起码一千多家医院在做，中国终于在国际上也有发言权了。当初的辛苦到现在看来也是一种幸福，主要是一种成就感。这些年，从冠状动脉介入技术/器材的使用，到抗血栓治疗，包括现在所谓基因型，我能参与到无数新领域的开辟过程，觉得这是一种成就感。

　　冠心病介入治疗，应该说是对心脏病理的重大突破，做介入手术确实有一种成就感，能把死亡率从百分之十几降到百分之五。如果没有中国介入心脏病学的发展，中国医生永远是听着欧美医生在讲，现在经过我们的努力，国际医学论坛里开始有中国医生的影子了，我们自豪感越来越突出。

　　向定成教授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从推出中国的第一个专家共识，到启动这个中国胸痛中心的认证，只花了三年的时间，现在已经完成了中国第一批胸痛中心的认证和授牌工作。中国标准的最大特点就是直接将区域协同救治作为胸痛中心建设的目标，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缩短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主动脉夹层患者和肺动脉栓塞患者的急救时间，通过医疗模式的改变改善患者健康。“

　　当年，美国提出区域协同救治，根据具有急诊PCI能力的医院分布情况划分片区，跟周围的非PCI医院之间建立一种快速的联系，使美国手术医疗接触到这个灌注的时间大大缩短。中国应该借鉴这样的成功经验。

　　2011年，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正式成立了一个胸痛中心示范基地，我们当初提出的理念是直接走区域合作的道路，把救护车和基层医院跟我们的PCI导管室当成一个整体来进行规划。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把患者的诊断时间大大提前做到院前诊断，如需行急诊介入治疗，在救护车上就开始启动院前准备，患者到达医院后可直接送导管室。这项工作如果能做好，就会大大缩短跟西方国家先进的胸痛中心之间的差距。经过三年的运作之后，胸痛中心逐步缩短患者从首次医疗接触到再灌注的时间，D2B时间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苏晞教授

　　”从事这项工作，对我改变非常非常多，不光是它在学术界的影响，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改变了我对很多事情的认识和处理的方式方法。我想中国医疗事业这种快速发展，除了我们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和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患者以及患者家属对这个事业的理解和支持。“

　　1989年，我在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接受冠状动脉介入培训，当时只是局限在冠状动脉造影，但即使这样一个过程，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和痛苦也非常多。培训半年后，回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开始做动物实验。由于当时对这项技术并不了解，动物实验一直失败。经过比较长的摸索和过程，在外院专家指导下行人体冠状动脉造影，当时根本找不着左冠状动脉和右冠状动脉开口，“管子”也不合适，真的很痛苦。

　　1994年，我们请朱国英院长来做手术，在她的指导下，我们医院才正式开展介入治疗工作。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事介入工作的医生确确实实为这个事业付出了很多很多。我今天能参加这种学术会议，有这种学术地位，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失败和成功病例的不断总结。作为一个合格的医生应不断从这些成功经历或失败教训，尤其是失败教训里面总结经验。这一代人为这个事业真的付出了非常多，作为一名从事介入的医生，你的每一次医疗行为，尤其是介入这个医疗行为都涉及到患者的生命安全，所以说30年走过这么长的路，纯粹就是这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确实是非常艰辛。我无法用一句话概括这30年的历程，只能说，我不后悔。

　　后记

　　医之道，鬼手佛心。专家们在讲述时均强调，介入医生不仅要完美地完成介入治疗，还要对患者将心比心，真正为患者获益着想，专家们用他们多年的实际行动完美诠释了这一点。中国冠状动脉介入发展到今天，不仅有多种成熟技术作保障，还有相应规范标准作后盾，未来中国冠状动脉介入事业必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